读完这本书，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如果一间教会把自己的延续和壮大当作首要目标，它还算不算教会？莫尔特曼在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不留情面的回答——那不叫教会，那叫机构。

《圣灵大能中的教会》出版于1975年，是莫尔特曼”盼望神学三部曲”的第三部。在此之前，他用《盼望神学》（1964）建立了以复活为出发点的终末论框架，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972）把目光拉向十字架上上帝的苦难，这第三部则把圣灵引入，试图回答：在基督的历史与上帝国的将来之间，教会是什么？他的副标题叫”论弥赛亚式教会论”，这五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教会的意义不能从自身内部推导，而必须放进一个更大的运动里才能被理解。

“教会的第一句话不是’教会’，而是基督。教会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教会’，而是父和子在自由的圣灵中的荣耀。所以，根据安布罗斯的话，教会仿佛月亮，它的光不是从自己而有的，也不是为自己而有的。”（第二章）

这段话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月亮的比喻很古老，安布罗斯早在四世纪就用过，但莫尔特曼把它放在这里，是有针对性的。他要对抗的，是那种把教会当作目的本身的思路——无论是天主教意义上教会作为救恩中介的自我膨胀，还是新教意义上教会作为”罪人得称义的空间”而与社会现实脱节的内缩。他要说的是：教会的光源在它之外，它的方向也在它之外。

全书最打动我的部分，是第三章关于耶稣与穷人的论述。莫尔特曼细读路加福音四章和马太福音十一章，指出耶稣弥赛亚使命的最初形态就是一群人的聚集：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贫穷的得福音。这不是比喻，而是上帝国到来的具体形式。

“在耶稣的福音中，来临中的上帝掌权的具体形式乃是得看见的瞎眼之人、得释放被掳之人、得喜乐的穷乏人以及得医治的病人的团契。所有人的出埃及因着他们而开始。”（第三章·耶稣的弥赛亚差派）

他对”贫穷”的界定很宽，又很精准。贫穷不只是经济上的一无所有，而是一种多层面的被奴役：所有必须仰赖他人、无力抵抗暴行的人都是穷人。这个定义让”穷人”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同情然后打发走的阶层，而是一个位置——一个揭示权力关系的位置。耶稣首先站在这个位置旁边，这不是偶然，而是弥赛亚使命的内在逻辑。

“正是作为立场鲜明的’针对穷人的福音’的上帝国将自由带给所有人，因为它将富人和穷人、健康者和患病者、刚强者和软弱者带进那个贫穷的团契，在这样的团契中，人们可以毫无区别地谈论’所有人’。”（第三章·针对穷人的福音）

这段话里有一个逻辑不容易看见，但很重要：普世性不是从”所有人都一样”出发的，而是从”针对最边缘的人”出发的。换句话说，真正的普世性只能经由立场鲜明来达到，而不是通过回避立场。一个声称不偏袒任何人的教会，往往只是在默默地偏袒既有的权力结构。

书里让我思考最久的，是莫尔特曼关于宣教与教会关系的那个”倒置”。他说：

“不是说，教会’具有’一种宣教使命，毋宁说，基督的宣教使命创建了其教会。宣教不应从教会那边来理解，教会反而应从宣教那边来理解。”（第一章·宣教的教会）

这个倒置看起来像是文字游戏，但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权力结构。如果教会是主体，宣教是教会的活动，那么宣教的边界、方向、策略都由教会机构决定；但如果宣教是主体，教会是在”上帝的差派”（Missio Dei）这一运动中被创建的结果，那么教会就必须时刻问自己：我是不是在阻碍这个运动？机构的自我保全冲动，就成了需要持续警惕的东西。

这让我联想到今天很多教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当一间教会越来越花力气维护自己的形象、规模和组织，它是否还在参与那个差派？莫尔特曼写这本书的1975年，德国福音教会正陷入官僚化的危机；他在书里说，那种”大众教会”的危机，对于真正的”团契教会”来说恰恰是一个机遇。五十年后，这些话读起来一点也不过时。

莫尔特曼在这本书里还发展了一套他称之为”友谊的语言”的东西，以此对抗他所说的”统治的语言”。他认为，耶稣被百姓嘲弄地称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个称呼其实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朋友”这个词不是官衔，不是功能标签，而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描述——平等的、忠诚的、开放的。

“在基督带来的复活中摆脱奴役，成为上帝之友，在自由中向他祷告，并经历上帝面向整个受造世界的开放性友谊。”（第三章·在耶稣的友谊中）

他对友谊的论述延伸到了祷告：人以朋友的身份向上帝说话，这是人类自由的最高形式之一。”上帝的朋友因着自由而祷告，并且信任自由的上帝的友谊。”这句话让我重新想起祷告到底是什么——不是在上位者面前俯伏的请愿，而是一种双方都在场的对话。

这套”友谊的语言”也为他对等级制教会结构的批判提供了神学基础。他在第六章明确说，圣灵在教会中以恩赐的形式分布，每个成员都是独特的恩赐承载者，教会的合一不依赖职务的等级，而依赖于被钉十字架、复活并掌权的基督本身。

“圣灵在教会中以恩赐的形式进行自我启示，成员相互平等，都是独特的灵恩承载者，其合一的基础在于被钉、复活并掌权的基督。”（第六章·圣灵进程中的教会）

这不是一个温和的神学立场。他在这里直接批评那种把”使徒传承”理解为权力垄断的主教制传统，认为它压制了圣灵恩赐的平等主义意涵。对于来自不同传统的读者，这个判断可能会引发争议；但他的论证逻辑是一贯的：只要教会的秩序是从外部的权力结构借来的，而不是从基督掌权的内在逻辑生发出来的，它就背叛了自己的主。

书的最后一章，莫尔特曼重新诠释教会的四大标记——一、圣、公、使徒传承。最后那个关于”使徒性”的重定义，我认为是全书最有冲击力的段落之一：

“使徒性并非涉及合法性的概念，而是以应许和使命为基础的概念，它指向复活之主面向世界的弥赛亚差派，教会的使徒性体现在她忠实于这个差派，盼望上帝国的到来，并因此而经受苦难。”（第七章·苦难中的使徒性）

使徒性不是传承的证书，而是苦难的标记——因为忠实于弥赛亚差派，所以进入冲突，进入苦难。这个定义让很多历史上以”正统”自居的教会变得很不安，也让很多在边缘处挣扎的教会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依据。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莫尔特曼骨子里是个非常具体的神学家。他写作的时候，脑子里装着的是韩国基督徒在军事独裁下的抵抗，是肯尼亚独立教会在土屋里的崇拜，是拉丁美洲贫民区里用圣经识字的穷人，也是德国福音教会里那些因为官僚体制而失去活力的会众。他的教会论不是从书斋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这些现实里挣扎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虽然出版于半个世纪前，放在今天来读，它问的问题仍然锐利：你的教会，究竟站在谁那边？

尤尔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1926—2024）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教神学家之一。他出生于汉堡，年轻时被征入德国军队，亲历了二战的炮火与战败的羞耻。战俘营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圣经。在那个被遗弃的时刻，他遇见了同样被遗弃的耶稣——一个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的人。这次相遇，决定了他此后五十年的神学方向。《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出版于1972年，是莫特曼”盼望神学”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公认的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最具突破性的著作之一。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问题：如果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里、在越南的丛林里、在一切受苦者的绝望深处，究竟在哪里？一、从一声呼喊开始”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留下的话（马可福音15:34）。历代神学家在这句话面前都感到棘手。有人说这只是诗篇22篇的引用，表达的其实是信心；有人说耶稣此刻已精神混乱，这话不必当真；更多人选择绕开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复活的荣光之上。莫特曼却说：不，这一声呼喊必须被认真对待。这是真实的被遗弃，是真实的苦难，是真实的死亡。如果我们回避它，我们就失去了理解上帝与人类处境之关系的最深入口。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十字架不是基督教神学众多命题中的一个，而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准则。任何关于上帝的言说，都必须先经过各各他的检验。一位不能回答”你为何离弃我”的神学，是一位不能面对真实苦难的神学。二、受苦的上帝莫特曼所要颠覆的，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神学传统——”上帝无受苦性”（divine apatheia）。这个教义来自古希腊哲学：完美的存在必然是不动的、不受外力影响的。上帝是绝对的主宰，不被任何事物感动，当然也不受苦。这个上帝在奥斯威辛面前沉默。莫特曼说，这样的上帝是一个贫乏的上帝。一位不能受苦的上帝，也是一位不能爱的上帝。因为爱的本质，就是被所爱之人感动、被所爱之人的苦难触动。如果上帝爱人类，上帝就必然能够受苦。他进一步说：上帝不是苦难的旁观者。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被上帝”遗弃”的时刻，发生的是三位一体上帝内部最深刻的事件。父上帝在舍弃子的痛苦中，承受的是失去儿子的悲恸；子耶稣在被遗弃中，承担了世界全部的苦难与死亡。这是发生在三一上帝内部的神圣苦痛，是爱的极致表达——不是从高处俯视苦难，而是进入苦难、承担苦难。莫特曼并不是在讲一种廉价的安慰。他说的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说的是：上帝自己就挂在绞架上。那个孩子死去的地方，那个毒气室里最后的呼喊散去的地方，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这个论断来自他对维塞尔（Elie Wiesel）《夜》（Night）的深刻回应。维塞尔在奥斯威辛目睹一个孩子被吊死，旁边的人低声问：上帝在哪里？维塞尔心中有一个声音回答：他就挂在那里。维塞尔是在绝望中说这句话的。莫特曼却说：是的，他就挂在那里——这正是基督教信仰所要说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站在一切受苦者、被遗弃者、被处决者一边。三、十字架的政治维度莫特曼的神学从来不是纯粹内心世界的事。十字架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政治事件。耶稣不是因为神学异端被处死的。他是被罗马帝国以政治罪名钉上十字架的——钉十字架是罗马对叛乱者和逃亡奴隶的处决方式。彼拉多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宗教，一种以国家和秩序为名的权力崇拜。耶稣的死，是这种权力与上帝国之间冲突的极端表达。这意味着，对被钉十字架者的信仰，内在地包含着对一切压迫性权力的批判。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不站在统治者一边；他站在被刑讯者、被处决者、被社会遗弃者一边。耶稣与两位被同时处决的强盗之间的共同体，在莫特曼看来具有典型的神学意义——”人子与被刑讯和被处决的人，无论他们是谁，有着毫无条件的团契。”这不是对暴力抵抗的背书，也不是一种廉价的革命神学。莫特曼要说的是：任何将宗教用作政治合法性工具的权力，任何以上帝之名强化统治的制度，都站在被钉十字架者的对立面。十字架是对所有偶像崇拜——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宗教的——的永恒批判。四、与无神论的诚实对话近代以来，苦难成为无神论最有力的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天国真实，但只要有一个孩子曾经受苦流泪，我就把入场券还给他。加缪说：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沉默的上帝不值得信仰。莫特曼将这种立场称为”抗议性无神论”——它不是傲慢的否定，而是来自对苦难的道德严肃性。他认为，这种抗议必须被基督教神学认真对待，而不是以形而上学的论证去绕开它。他的回应不是辩护，而是指认：你所抗议的那种上帝——高居云端、与苦难无关、对受难者保持沉默的上帝——那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那个在各各他与受苦者同在、承担了被遗弃之苦的上帝。呼求上帝的人，不是进入虚空，而是进入上帝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这不能消解苦难。莫特曼没有试图解释苦难为什么存在，没有给出”神义论”的答案。他只是说：在苦难中，你并不孤单。五、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神学《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写于1972年。那是一个多重危机交叠的年代：大屠杀的阴影未散，越战正酣，整个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信仰的崩塌与重建。莫特曼的神学，是在瓦砾中建造的。五十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然迫切。我们活在一个苦难被遮蔽、被管理、被算法过滤的时代。我们也活在一个宗教很容易变成权力背书工具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成功神学”盛行、”蒙福神学”泛滥的时代——在那里，信仰意味着繁荣与健康，十字架不过是装饰。莫特曼提醒我们：十字架是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准则，不是装饰。一种回避苦难的信仰，是一种不诚实的信仰。一种为权力背书的宗教，是一种背叛被钉十字架者的宗教。对华人基督徒而言，这本书还有更切身的意义。在一个信仰者常常需要在顺服与见证之间艰难抉择的处境里，在一个教会常常被要求与世俗权力和谐共处的语境里，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所提供的，不是逃离现实的出口，而是一种在苦难中认出上帝同在的勇气——以及一种不向偶像下跪的自由。莫特曼晚年曾说，他所有的神学，都是在回应两个问题：在奥斯威辛上帝在哪里？以及，人在上帝面前是谁？这两个问题，在每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莫特曼于2024年6月3日在图宾根辞世，享年九十七岁。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仍在谈论希望。

20世纪的神学之所以会发生巨大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个西方世界对“历史”与“未来”的理解发生了崩塌。19世纪以来，欧洲长期沉浸在一种乐观主义之中。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普遍相信理性、科学与文明会不断推动世界向前发展。许多神学家也开始用一种越来越“现代化”的方式解释基督教，强调人的道德进步、社会文明与宗教经验。在这样的背景里，基督教某种程度上逐渐被理解为帮助人类建立更好世界的一种文化力量。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这种信念。

集中营、核战争、大规模屠杀以及文明世界的道德崩塌，使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类文明最终仍然走向毁灭，那么历史究竟还有没有意义？而基督教又能向这样的世界说什么？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德国神学家于尔根·莫特曼写下了《盼望神学》。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盼望”的灵修作品，更是一场关于基督教本质的神学重建。

莫特曼认为，过去许多神学在结构上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过于强调“起初”，却忽略了“终末”；过于强调“过去发生了什么”，却忽略了“神将来要成就什么”。然而，圣经本身却是一卷不断朝向未来展开的书。无论是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还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等待，无论是先知对于弥赛亚国度的预言，还是新约教会对于主再来的盼望，整个圣经启示始终带着一种强烈的“未来性”。

因此，莫特曼提出，基督教本质上不是一种维持现状的宗教，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仰。

而这个未来，并不是人类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开始、并且终将完成的新创造。

《盼望神学》的中心，并不只是“盼望”这个概念本身，而是“复活”。

莫特曼认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事件。因为复活不仅意味着一个死人重新活过来，更意味着神未来的国度已经突破性地进入历史。换句话说，在基督复活的那一刻，末世已经开始了。

传统神学有时容易把末世论放在神学体系的最后部分，仿佛它只是关于“世界结束以后”的事情。但莫特曼认为，末世论并不是神学最后的一章，而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方向。因为基督教并不是从“过去”来理解现在，而是从“神应许的未来”来理解现在。

这也是为什么莫特曼不断强调“应许”这个概念。

在他看来，圣经中的神并不是希腊哲学中那种静止不变的抽象存在，而是一位在历史中行动、并且不断向未来展开应许的神。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为了让他停留在原地，而是带领他走向尚未看见的未来；以色列在旷野中存活，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应许，而是因为他们正在朝向应许之地前进；教会之所以存在，也不是因为已经完全得着神国，而是因为教会活在“已经开始却尚未完成”的张力之中。

因此，莫特曼非常强调一种“末世性的存在”。

教会并不是活在一个封闭完成的世界里，而是活在神未来已经开始进入现实的张力之中。基督已经复活，圣灵已经降临，神国已经开始，但罪恶、死亡与痛苦却尚未完全消失。因此，基督徒的生命始终带着一种等待、盼望与向前的性质。

这种思想实际上重新改变了20世纪教会对于世界的理解。

因为如果未来属于神，那么现实世界就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正因为神将来要更新世界，所以今天的教会便不能逃避世界。

莫特曼反对一种消极的末世观。他认为，有些基督徒把末世理解为“离开世界”，于是信仰变成一种等待天堂的宗教。但真正的圣经盼望，并不是从世界撤退，而是因为知道神将更新世界，所以今天就开始活出那未来国度的样式。

因此，《盼望神学》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十字架与复活之上的神学实践。

莫特曼特别强调，真正的盼望一定经过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所谓的盼望只不过是廉价的乐观。但基督教的盼望之所以真实，恰恰是因为它诞生于死亡之中。

神不是在远离苦难的地方建立祂的国，而是在十字架上进入人的痛苦，并借着复活开启新创造。

因此，复活并不是对现实苦难的否定，而是神对现实苦难最终的审判。

这也是为什么莫特曼后来会进一步发展出“十字架神学”。他认为，真正的教会不能脱离受苦的世界，因为神自己已经在基督里进入了这个受苦的世界。一个真正活在盼望中的教会，不会对历史中的黑暗麻木，也不会向现实中的罪恶妥协。恰恰因为相信神未来的新创造，所以教会今天便更有力量对抗死亡、绝望与不义。

从神学史来看，《盼望神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重新恢复了“末世论”的中心地位。

在莫特曼之前，很多系统神学把末世论放在最后，仿佛只是关于未来时间表的讨论。但莫特曼认为，末世论不是神学的结尾，而是神学的动力。因为整个基督教信仰，本质上都建立在神未来的应许之上。

换句话说，教会并不是因为看见现实已经完全改变，所以才有信心；而是因为相信神未来的应许，所以能够在尚未完成的现实中继续忍耐、继续传福音、继续圣洁生活、继续等候神国。

因此，盼望并不是基督徒信仰中的附属情感，而是整个基督徒存在方式的核心。

一个失去盼望的教会，最终一定会陷入现实主义，只关注制度、人数、管理与生存；一个失去末世性的信仰，也会逐渐失去属天方向，只剩下宗教形式。

莫特曼所要恢复的，正是教会对于“未来属于神”的确信。

因为对于基督徒而言，历史并不是循环的，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走向虚无的。历史最终的终点，是神的新创造。

而教会今天的存在，就是在这个旧世界之中，提前活出那个将来世界的样式。

今年是莫尔特曼诞辰100周年。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和卡尔巴特齐名，对今天教会有深远影响的神学家。

20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极其矛盾的时代。一方面，人类科技高速发展，工业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又让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痛苦与崩塌。无数人开始怀疑：文明真的会让世界越来越好吗？理性真的能够拯救人类吗？而在这一切废墟之中，基督教还能向这个世界说什么？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神学家 Jürgen Moltmann 于尔根·莫特曼逐渐走进了20世纪神学舞台，并成为影响后来世界教会最深远的神学家之一。

与许多书斋中的神学家不同，莫特曼的神学并不是从安静的课堂里诞生的，而是从战争、废墟、绝望与痛苦中产生的。他年轻时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盟军猛烈轰炸德国汉堡，大量平民死去，他身边的朋友也在轰炸中丧生。后来，他被征入德国军队，在战争结束后成为战俘。对于当时的德国青年而言，那不仅仅是国家的失败，更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

许多人在战争后失去了对人生的意义感。人们开始怀疑文明，也怀疑信仰。正是在英国的战俘营中，有人递给莫特曼一本圣经。他后来回忆，那时真正触动他的，并不是某种复杂的神学理论，而是诗篇中那些向神呼喊的声音，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尤其当他读到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基督教所讲的神，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远离人间苦难的神，而是一位进入人类痛苦之中的神。

这成为莫特曼整个神学思想最重要的起点。

1964年，他出版了后来震动世界神学界的著作 Theology of Hope 《盼望神学》。这本书的出现，几乎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许多教会与神学家的方向。

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社会普遍被一种深层的悲观主义笼罩。经历战争之后，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会越来越好，也不再相信人类能够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存在主义哲学盛行，人们强调人生的荒诞、孤独与虚无。

然而莫特曼却提出，基督教最核心的信息，并不是绝望，而是盼望。

他认为，许多基督徒长期以来过于关注“过去”——关注耶稣曾经做了什么，却忽略了圣经其实更不断指向“未来”。旧约的先知在等待神的国，新约的教会在等待基督再来，整个圣经都充满了一种向未来展开的力量。

因此，基督教并不仅仅是在纪念十字架，更是在等候新创造的来临。

莫特曼特别强调，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神对整个世界未来更新的开始。换句话说，复活意味着：

这个世界并不会永远停留在罪恶、死亡与黑暗之中。

神已经开始更新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莫特曼不断强调“盼望”这个词。因为对于他而言，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现实环境美好才有盼望，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所以即使现实仍然黑暗，未来依然属于神。

这种思想在战后的世界里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多经历战争创伤的人，第一次重新看见，基督信仰并不是逃避现实的宗教，而是一种能够在绝望中继续向前的力量。

后来，莫特曼又出版了另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 The Crucified God 《被钉十字架的神》。相比《盼望神学》更强调未来，这本书则更深刻地进入“苦难”的问题。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神是荣耀的、全能的、远离痛苦的。但莫特曼却指出，神最深的启示，不是在人的成功与强盛中，而是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神进入人的软弱，进入人的眼泪，进入人的死亡。

这对20世纪后半叶的神学产生了极大冲击。因为它意味着，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只讲荣耀、不谈苦难的信仰。恰恰相反，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人，必须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痛苦。

因此，莫特曼非常强调教会不能远离现实世界。他认为，教会如果只停留在宗教活动里，却对战争、贫穷、压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么这样的教会就失去了十字架的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莫特曼后来深刻影响了公共神学、社会伦理以及宣教神学的发展。许多关于和平、公义、人类尊严与社会责任的讨论，都受到他的启发。

不过，莫特曼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他关注社会问题，更因为他重新恢复了教会“面向未来”的能力。

今天的世界，其实和他那个时代非常相似。人们依然活在焦虑之中：

战争仍然存在，社会越来越撕裂，科技不断发展，却无法真正解决人内心的空虚。很多人对未来没有信心，甚至教会本身也容易陷入疲惫与现实主义，只关注生存、人数、制度与运作。

在这种时候，莫特曼的声音仍然显得非常重要。

他不断提醒教会：

教会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组织，而是一个见证未来国度的群体。

基督徒之所以能够继续忍耐、继续传福音、继续爱人、继续等待，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

因此，即使世界仍然黑暗，教会仍然可以活出盼望。

莫特曼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从复活的基督而来的盼望，不会使人适应现实，而会使人开始反抗现实中的死亡与黑暗。”

这句话其实正概括了他整个神学的核心。

真正的基督信仰，并不是让人习惯黑暗，而是因为看见了神未来的光，所以即使身处黑夜，也仍然继续向前。

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甚至被许多学者誉为自托马斯·阿奎那或约翰·加尔文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或称新正统主义）的奠基人，彻底扭转了19世纪以来由施莱尔马赫主导的自由主义神学方向。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历史风云中，巴特都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坐标。

巴特最初接受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神学教育，关注人的道德、文化和宗教体验。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震碎了他的信仰世界——他发现自己仰慕的德国神学老师们竟然纷纷签名支持德皇的战争政策。

巴特意识到，如果神学只是人对自身文化和美德的投射，那么神就成了人的奴仆。

因此，他提出了一场神学革命：

• 神圣的绝对他者： 上帝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升华。神与人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质的差别”。
• 唯独启示： 人类不可能通过理性、历史或哲学找到上帝；只有通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主动的自我启示，人才能认识祂。

核心代表著作

巴特的写作量极其惊人，其中最核心、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以下两部杰作：

1. 《罗马书释义》（Der Römerbrief, 1919/1922）

这本书被称为“丢在神学家游乐场里的一枚炸弹”。在这部对圣经《罗马书》的评注中，巴特用极具激情和辩证的思想，猛烈批判了当时的自由派神学。他强调神的审判与恩典、否定与肯定。1922年的第二版彻底确立了他作为新一代神学领袖的地位。

2. 《教会教义学》（Kirchliche Dogmatik, 1932–1967）

这是巴特倾注后半生心血的未竟之作。这部体量浩瀚的巨著（共4卷，细分为13册，字数达数百万字）是20世纪学术界的奇迹之一。在这部书里，巴特将他的神学思想系统化，完全以“基督中心论”来重新建构神学：

• 第一卷：启示论（探讨神的话语与三位一体）
• 第二卷：上帝论（重点阐述了颠覆传统的“拣选论”，认为基督才是唯一被拣选和被弃绝者）
• 第三卷：创造论（探讨神与受造物的关系、人性与时间）
• 第四卷：和好论（详尽阐述基督的救赎，可惜未及全部写完巴特便已逝世）

巴特不仅在书斋里写作，他更是一位践行者。纳粹执政期间，他是德国“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精神领袖。

《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 1934）

巴特是这份历史性宣言的主笔人。该宣言公开反对纳粹化、拒绝让教会向希特勒效忠。他坚持认为教会的元首唯独是耶稣基督，而非任何世俗的国家领袖。因为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他最终被驱逐出德国，返回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

巴特的一生正应了他自己那句著名的格言：神学家应当“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既要紧扣神的话语，又要深刻关切人类眼下的现实苦难与历史处境。

希伯来书十三章的末尾，并不是一段松散的劝勉，而是一条将整卷书的启示与救恩真理，收束为具体生命道路的呼召。若说前面的篇章在陈明基督的超越性——祂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祭司体系，并且作为那位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这一章则如同将宏大的神学真理，落在日常生活的地面之上，成为可以行走的道路。而贯穿这一切的核心话语，就是“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这句话的重量，远超过表面的劝勉。它并非仅仅指向一种伦理行为，而是指向一种身份的转移与归属的更新。所谓“营”，是旧约以色列人生活与敬拜的中心，是秩序、身份与安全的象征；而“营外”，则是被弃绝之地，是污秽之处，是罪被处理的地方，是与世界隔绝之地。然而，正是在这“营外”，耶稣完成了救赎。祂不是在荣耀的圣殿中完成工作，而是在被人拒绝、被放逐、被羞辱的地方，完成了救恩最深的奥秘。

因此，这句话首先指向一个极为重要的属灵事实：基督的道路，本就是一条“出到营外”的道路。祂背负罪孽，被当作罪的承担者，被带到城门之外，承受人所厌弃的一切羞辱。旧约的献祭制度中，那被按手、承担百姓罪孽的羊，最终也被送到旷野无人之地，象征罪的彻底转移与隔绝。正如那只被送往旷野的羊，基督也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位担当罪孽者，将人类的罪带离神的面前，并亲自承担那无法承受的代价。

在这样的救恩结构之中，信徒的呼召也随之显明：既然主已经走了这条路，那么跟随祂的人，也当走同样的道路。这并不是说信徒要承担救赎的工作，而是说信徒要进入与主同样的生命形态。基督的“出到营外”，意味着祂放下了属世的荣耀与认可，接受了被世界排斥的地位；而信徒的“出到营外”，则意味着不再以世界的价值体系为归属，不再以人的认可为荣耀，而是以基督为中心，甘心站在祂所站立的位置上。

这样的呼召，对当时的希伯来信徒来说，是极具挑战的。他们原本在犹太体系中，有清晰的身份、文化与宗教传统；但如今，他们被呼召离开这一切熟悉的结构，去跟随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这意味着他们要面对羞辱、逼迫，甚至失去社会地位与安全保障。因此，“忍受祂所受的凌辱”并非轻描淡写，而是对信仰真实性的严峻考验。

然而，作者并没有让读者停留在苦难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揭示一个更深的事实：“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句话如同一束光，将整个生命的方向重新校正。若人以地上的“营”为终点，他就会极力维护现有的一切，并拒绝离开舒适区；但若人知道自己真正的归属在天上的“城”，他就会有能力离开地上的营，甚至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这里的对比，是整个希伯来书思想的总结：暂时与永恒，地上与天上，影子与实体，旧约与新约。营是暂时的，城是永恒的；营是可见的，城是不可见却真实的；营属于旧的体系，而城则是神所预备的永恒国度。因此，信徒的生活，不再被地上的结构所限制，而是被天上的应许所引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活祭”的概念被提出：“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旧约的祭物，是被杀的牲畜；而新约的祭物，是活着的人。这样的改变，并非降低要求，反而提升了标准。因为不再是外在的献祭行为，而是整个人的生命成为祭。嘴唇的果子，成为这一活祭最初的表现，因为口所表达的，往往揭示了内心的真实状态。一个被恩典充满的人，会以感恩与赞美回应神；一个真正认信的人，会用口承认主名，将信心表达出来。

在这一切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点：信仰的实践，必然包含对人的关怀。“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这不仅是同情，更是一种代入式的关怀；不是站在远处观看，而是进入他人的处境之中。这样的记念，使教会不成为冷漠的机构，而成为有温度的身体。

同时，希伯来书也提醒信徒要“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因为对未来的忧虑、对安全的追求，往往会侵蚀人对神的信靠。神的应许是明确的：“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神是否供应，而是人是否相信祂的供应。若人真正相信神的同在与供应，就会从对钱财的依赖中释放出来，进入知足与自由的生活。

整章的结尾，再次将信徒的目光引向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的人，以及那位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的领袖会更替，时代会变迁，环境会改变，但基督不改变。正因为祂不改变，信徒才有一个稳定的根基，可以在变化的世界中站立得住。

最终，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呼召：跟随主。跟随祂的方式，不仅是相信祂的教义，更是进入祂的道路；不仅是认同祂的真理，更是活出祂的生命。而这条道路的标志，就是“出到营外”。这是一条舍弃自我、拒绝世界、承受羞辱，却通向荣耀的道路。

因此，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终极信息，不只是伦理的劝勉，而是一个身份的呼召：你愿意停留在“营”之内，还是愿意与主一同走向“营外”？你愿意追求地上的安稳，还是愿意寻求那将来的城？你愿意保全自己的名声与安全，还是愿意跟随那位被世界弃绝的主？

这条路并不容易，但却是唯一通往生命与荣耀的道路。因为那位走在前面的主，已经在营外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并且在荣耀中等候那些跟随祂的人。

希伯来书12章为信心之旅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属灵框架：在仰望基督与回应神管教之间，信徒被呼召进入一条既真实又艰难，却充满恩典与盼望的道路。

经文一开始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不仅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更是一个属灵的现实。希伯来书11章所列举的信心先辈，如同在竞技场四周的观众一般，见证着我们今日的生活。他们并非冷眼旁观，而是以他们的生命见证，为后来的人发出属灵的呼声。这种画面提醒我们，信心之路从来不是孤单的道路，历代圣徒的生命仿佛星辰一般，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也激励我们继续奔跑。

因此，经文紧接着发出劝勉：“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段话揭示了奔跑信心之路的关键。所谓“重担”，并非单指明显的罪，而是那些看似无害却阻碍我们前行的事物；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则如同纠缠不清的网，使人难以脱身。信仰的道路需要不断的舍弃与更新，唯有放下这些负累，人才得以轻省前行。忍耐并非被动承受，而是一种在目标清晰之下的坚持，是对终点的坚定信心。

然而，真正支撑这场奔跑的核心，在于“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不仅是信心的开端，也是信心的完成者。这里的“仰望”意味着专注与固定视线，不再被周围的环境所分散。正如在风浪中的船需要一个锚，信徒在动荡的世界中，也必须将目光牢牢定睛在基督身上。祂因着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已经得胜，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信心的终点，也是荣耀的保证。

因此，经文进一步劝勉：“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基督的受苦，不是简单的记忆，而是深刻的默想。当我们将心思停留在主的受苦与得胜上时，内心便得着力量，不致因环境而疲乏。信心的坚固，往往不是来自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是来自内在视野的更新。

随后，希伯来书引入一个重要的主题——管教。作者指出：“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句话提醒信徒，信仰的争战远未到极限，而神的管教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里的“管教”，原文带有父亲教育儿女的意味，是出于爱与目的的训练，而非单纯的惩罚。正如箴言所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本质，是为了使儿女在圣洁中有份，使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一点在理解十字架时尤为关键。对犹太人而言，“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因此十字架看似是羞辱与弃绝的象征；但希伯来书却指出，这正是神爱的显明。十字架并非神的放弃，而是神为拯救人类所作出的最高行动。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咒诅，表面上是被离弃，实际上却是在完成救赎的工作。正是在这种看似矛盾的张力中，显出神深不可测的智慧与慈爱。

因此，作者劝勉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轻看与灰心，都是人对苦难的错误回应。轻看，是忽略神的心意；灰心，则是失去信心与盼望。真正正确的回应，是承认这苦难背后有神的手，并以顺服的心接受其塑造。

作者进一步强调：“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若没有管教，就意味着不是儿子。换言之，管教是身份的标记，是属神之人的特征。父亲管教儿女，正是因为爱；神的管教更是如此，祂的目的不是毁灭，而是塑造，使人得以在祂的圣洁中有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不再只是痛苦的经历，而成为成圣的途径。正如经文所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苦难的价值，不在当下的感受，而在其结果。经历过神管教的人，生命会结出义的果子，这是一种内在的改变，是神工作在生命中的证据。

因此，信徒被呼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是一种恢复的图像。疲乏的肢体得着更新，软弱的生命重新站立。接着又说：“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这意味着清除道路上的阻碍，使行走的人不致跌倒。属灵生命的医治，不仅是内在的更新，也包括外在生活的调整，使生命走在正直的道路上。

然而，在这些劝勉之后，希伯来书也发出严肃的警告：“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信仰不仅是向前的奔跑，也是一种警醒的生活。有人可能会如以扫一般，为一时的满足而放弃长远的祝福。这种警告提醒我们，属灵的根基若被动摇，最终将导致整个生命的偏离。因此，信徒必须守住真理的根基，防备“毒根”在群体中生长，使多人受影响。

在全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将两个山进行对比：西奈山与锡安山。西奈山代表律法、恐惧与距离，是神显现却令人战兢的地方；而锡安山则代表恩典、亲近与喜乐，是进入天上家乡的象征。信徒所来到的，不再是那令人惧怕的山，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充满荣耀与盼望的国度。

这对比不仅是神学的陈述，也是属灵的邀请。我们不是停留在旧约的恐惧之中，而是被引入新约的恩典之中；不是远远观看神，而是被带到神的同在里。这样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因此，整章经文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两条主线：一是仰望基督，坚定奔跑；二是接受管教，走向圣洁。前者使我们不致偏离目标，后者使我们不断被塑造。若失去其中任何一方面，信仰都难以稳固。

希伯来书12章最终引向一个庄重的结论：我们所面对的神，不仅是慈爱的父，也是公义的审判者。祂是爱，也是烈火。因此，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持守恩典，不可轻看救恩。唯有如此，信徒才能在这奔跑的道路上，持守到底，直至那日，进入完全的安息与荣耀之中。

在整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光照之下，我们仿佛站在一条贯穿历史的信心长河边，从列祖到士师，从先知到无名之人，看见神如何在各样软弱的人身上成就他不变的旨意。那一代一代的人，或显赫、或卑微，或被记名、或无名无姓，却都在同一个根基上站立——因着信。

当我们继续默想士师与众先知的信心时，就更深地体会到一个属灵的事实：神并不是寻找完全的人，而是寻找愿意信靠他的人。

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些名字若从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完美，甚至带着许多破碎与缺陷。基甸原是惧怕的农夫，躲藏在酒榨中；巴拉缺乏勇气，必须依靠底波拉的同在；参孙虽有超凡能力，却在情欲中跌倒；耶弗他出身卑微，被人弃绝。然而，正是在这些“不完全”的人身上，神显明了信心真正的本质——不是人的刚强，而是对神的依靠。

基甸用三百人击败大军，显明得胜不在乎人数，而在乎神；巴拉在惧怕中仍然顺服，经历神亲自介入历史的作为；参孙在生命的尽头悔改归向神，在软弱中重新得力；耶弗他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呼求神，带领百姓脱离压制。这一切都在说明：信心并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中仍然转向神。

当我们再往前看，大卫、撒母耳以及众先知的信心，则让这条信心的道路更加清晰。大卫在旷野中被追赶，在患难中学会依靠神；撒母耳一生忠心，持守“听命胜于献祭”的属灵原则；众先知在逼迫与孤独中，仍然忠于神的托付。他们共同见证了一件事：真正的信心，必然带来顺服，而顺服常常伴随着代价。

而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信心之人。他们或在旷野、山洞、地穴中流离，或忍受鞭打、捆锁与监禁，或被石头打死、被刀杀，却不肯放弃对神的信靠。他们的生命似乎没有被世界记念，但圣经却给他们一个极高的评价：“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何等的尊荣。

这些无名的见证人提醒我们：信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被人看见，而在于是否被神悦纳。神纪念的，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内心真实的信靠。

然而，希伯来书在总结这一切信心见证时，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一生仰望、等候，却没有亲眼看见应许的完全实现。这并不是他们信心的缺失，反而正是信心的高峰——在未得着之前，仍然坚定相信。

而我们今日的处境，却与他们不同。我们已经看见那应许的成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救恩已经成全，永生已经开启，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所拥有的，是他们所仰望的实体。

因此，经文说：“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不仅是一种恩典，更是一种责任。因为“若不与我们同得，他们就不能完全”，意味着历世历代的信心，要在我们这一代继续完成。

这就把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真正活在信心之中？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延续这条信心的道路？

信心并不只是历史中的故事，也不是讲台上的信息，而是今日生活中的选择。当面对现实压力时，我们是否像摩西一样，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也不贪恋暂时的享乐？当面对不公与艰难时，我们是否像基甸、巴拉一样，在软弱中仍然顺服？当面对伤害与误解时，我们是否像约瑟一样，选择饶恕而不是报复？

这些问题，正是信心在我们生命中的具体表现。

回顾整章的信心见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以撒的信心是顺服，雅各的信心是传承，约瑟的信心是仰望将来；摩西的信心是舍弃世界，约书亚的信心是顺服神的方式；士师的信心是在软弱中得胜，先知的信心是在逼迫中持守；而无名勇士的信心，是在无人看见之处忠心到底。

这一切汇聚起来，指向同一个中心——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因此，我们今日的默想不应停留在感动之中，而应进入回应之中。我们既然承接了这条信心的历史，就当在自己的世代中，活出同样真实的信心。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神的应许从未改变；无论时代如何动荡，信心的道路始终清晰。

愿我们不轻看这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信心，也不辜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更美之事”。在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试炼、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里，都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直到那应许完全显明的日子。

这，正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信心之路。

当我们继续默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时，会发现信心的历史并没有停留在列祖时代，而是不断向前展开，进入更具体、更激烈的属灵争战之中。从摩西，到约书亚，再到喇合、士师以及那些无名的勇士，信心不再只是个人对神应许的回应，更成为在历史洪流中对抗黑暗、持守真理、甚至以生命作见证的力量。

首先显明的，是摩西父母的信心。这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中仍然“敬畏神而不惧怕人”的信心。当时法老的命令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违抗意味着死亡。然而，他们看重神过于看重人的命令。他们看见孩子的生命是从神而来，因此不愿顺从那毁灭生命的命令。这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信心，首先不是轰轰烈烈的行动，而是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神这一边”。

这种信心也同样体现在那些无名的收生婆身上。她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势，却因敬畏神而抵挡帝国的命令。她们的得胜，并不是因为力量，而是因为她们里面有一个清楚的次序：神高于一切。这成为整个拯救历史的起点，也让我们明白，信心的力量，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微小却坚定的选择之中。

当信心来到摩西身上时，就进入了一个“主动选择”的阶段。摩西长大之后，面对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埃及王宫的荣耀与权势，一条是与受苦百姓同在的道路。他“因着信”，拒绝了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这不是环境逼迫下的无奈，而是清醒而坚定的选择。

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这句话揭示了信心的一个重要本质：信心能够看见“暂时”与“永恒”的区别。世上的荣耀再大，也不过是短暂的；而为神所受的凌辱，却连接着永远的赏赐。因此，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财物更宝贵。这是一种价值观被更新之后的信心，是以永恒为尺度重新衡量人生的信心。

随后，摩西的信心进入“忍耐与等候”的阶段。他离开埃及，在旷野四十年被神塑造，从一个充满血气的人，变成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看不见神的日子里仍然忍耐前行。这提醒我们，信心不仅是瞬间的决断，更是在漫长岁月中持续的忍耐。

当神的时间来到，摩西的信心又显明在“顺从神的方法”上。他设立逾越节，按神的吩咐行洒血的礼，使百姓在审判中得以存活。这不是人的智慧，而是对神启示的完全顺服。血成为拯救的记号，预表将来更完全的救赎。信心在这里表现为：即使不完全明白，也照着神的话去行。

最终，在红海边，摩西的信心达到一个高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环境完全绝望。但他却宣告：“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他举杖向海伸手，海就分开。这是信心最真实的写照：在看见死亡的地方，仍然相信神的道路必然开启。

接下来，信心转到约书亚身上。耶利哥城的倒塌，并不是靠军事策略，而是靠着完全顺从神奇特的命令——绕城、吹角、呼喊。这在人看来似乎毫无意义，但正是在这样的顺从中，神显出了祂的能力。因此，约书亚的信心，是一种“按着神的方式行事”的信心，而不是依靠人的经验与逻辑。

紧接着，圣经提到妓女喇合。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例子。她没有以色列人的背景，也没有丰富的属灵经历，仅仅是“听见”神的作为，就相信祂是天地的主。她因着这信心，冒着生命危险接待探子，并因此得救。喇合的信心说明：信心并不取决于出身，而在于是否愿意回应所听见的真理。她成为外邦人进入救恩历史的重要见证。

随后，作者提到士师、大卫、先知以及许多未被详细记载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各种处境中因信而活：

• 有人制伏敌国，显明信心的得胜
• 有人行公义，活出神的法则
• 有人堵住狮子的口，经历神迹的保护
• 有人从软弱变为刚强，在争战中得胜

然而，信心并不总是带来外在的成功。作者刻意转向另一类人——那些在苦难中持守信心的人：

• 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
• 有人被戏弄、鞭打、监禁
• 有人被石头打死，被刀杀，被逼迫流离

这些人没有在今生看见得胜，却选择持守信仰，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所仰望的，不是今世的拯救，而是“更美的复活”。这让我们看见，信心的最终指向，不是地上的成功，而是永恒的生命。

因此，这一整段经文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完整的信心图画：

• 有敬畏神、不惧权势的信心
• 有舍弃世界、选择永恒的信心
• 有在旷野中忍耐等候的信心
• 有顺从神方法、经历拯救的信心
• 有在争战中得胜的信心
• 也有在苦难中仍然持守的信心

最终，作者给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总结：这些人虽然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没有完全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要与我们一同得着完全。

这句话将整个信心的历史连接到我们今日的生命中。那些古时的圣徒，是在远处望见应许；而我们却在基督里看见了应许的成就。我们不仅继承了他们的信心，也承接了他们所等候的救恩。

因此，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为自己而活，而是站在这条信心的长河之中，与历世历代的见证人一同前行。正如后文所说，我们被“如同云彩围着”的见证人环绕，他们的生命在呼唤我们继续奔跑。

愿我们在今日的处境中，无论是顺境还是患难，都持守这样的信心：敬畏神，轻看世界，忍耐到底，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如此，我们不仅延续这信心的历史，也在其中，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